近期，《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在网络广为流传，信中集中反映了一系列当前“读经界”普遍存在但鲜为外界所知的问题，引起了学界和舆论对当前读经活动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当前一些地方让幼儿园的孩子背《老子》，让小学生背佛经，甚至让孩子退出现行教育体制进入私塾，单纯以读经为主，而不是从认真讲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开始，这样的所谓国学经典教育，既不符合少年儿童认知学习和生命成长的基本规律，也不知道这样的读经教育究竟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近日举办的“经典诵读二十年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针对儿童读经教育中的一些“乱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大声疾呼，“我们首先要分清楚国学经典中哪些是需要每一个人了解、学习和传承发扬的，哪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促进社会发展所必须，而不是泥沙俱下，什么内容都往儿童脑子里灌。”

    1994年，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了“儿童读经运动”，后被引入大陆；1996年，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在高校义务开设公益性经典诵读班，后扩大到全国各地高校。时至今日，“经典诵读”已有二十余年。

    当前，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逐渐回暖，从少儿经典诵读，到各种学堂、书院、私塾等都在蓬勃发展，但其中也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对国学热、经典诵读的争议也日趋激烈。经典诵读读什么、怎么读以及要不要重新诠释等问题也日益显现。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等共同发起主办了“经典诵读二十年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回应读经争议，探究经典诵读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路径。

    融入现实生活：读经不能狭隘化、单一化、庸俗化、复古化

    当前，一些私塾等读经教育机构在商业利益推动下开展的功利化、庸俗化读经教育，脱离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机械复古地推行所谓读经教育，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判。

    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教师张少恩认为，当前学界针对儿童读经的目的、方式、教材、功能等方面存在多重质疑与误解，主要表现在认为读经教育的内容狭隘化、方法单一化、功能庸俗化、性质复古化几个方面。这些质疑与误解也使得一些人把读经教育视为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进而形成一谈国学便是复辟专制思想的误区。

    “读经教育只是儿童综合教育中的一种方式，并非成才的充分必要条件。对于儿童读经的作用，不能过分放大，更不能功利化、庸俗化。”张少恩认为，只有秉持理性、客观的科学态度，理性反思读经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才有助于解除当前读经教育面临的困境。

    同时，不能把读经教育与现行教育体制对立起来，而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进一步明确读经教育的功能定位，发挥读经教育的积极作用。此外，经典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世界，读经教育必须诵读与讲解相结合，在现代视角下对经典进行系统诠释，赋予经典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赵炎峰认为，十多年来关于儿童读经运动的争鸣，主要体现在“该不该读经”的观点阐释与立场表达层面、“如何读经”的方法论层面以及“为什么要读经”的深入思考层面三个层面。

    “从理论上看，读经与不读经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经书是否仍旧承载着它的道德属性和文化属性。”赵炎峰认为，“国学热、读经热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的主题自觉意识，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求。读经的首要和根本目的永远是人的健康成长，成为真正的人，包括完善人格、学习做人的道理、提升人生境界，而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

    赵炎峰认为，由儿童读经运动引起的争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读经活动的践行者和跟随者行为不当导致读经活动异化引起的。在一些商业推手的推动下，各种国学读经培训班、夏令营，私塾着汉服、行古礼等层出不穷，形成了越来越简单化、可复制的商业连锁培训模式，脱离了读经活动的内在本质追求。因此，读经在当下面临的问题，不是经典和诵读经典活动本身的问题，而是经典思想传承是否得法、教授方式是否合适以及教授者本身素质是否合格的问题。在此情境下，读经活动要有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应该采取将经典融入生活的方法，还原经典所建立的人们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

    深入诠释经典：读经不能生拉硬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

    在目前火热的经典诵读活动中，存在着大量“老实大量纯读经”的现象。一些读经人士及相关机构主张并推行不求甚解的大量死记硬背读经方式，对经典文本不做讲解、不做阐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质疑。

    临沂大学传媒学院教师牛嗣修认为，教师生拉硬拽、不做讲解，学生死记硬背、囫囵吞枣，这种原始机械的读经活动完全违背了儿童教育的规律和经典教育的初衷，难以发挥经典的功用。一方面，不但无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造成了众多学子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厌倦和疏远。另一方面，单纯读经只是对经典的消极传承，更无法参与到当今文明社会的建构当中。因此，只有对经典进行诠释，才有利于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精髓的理解和践行，也才有利于对经典的批判继承，使之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相适应、相协调，实现经典价值的与时俱进。

    社会上，一些教育培训机构让学生大量纯读经，甚至有13岁之前死记硬背30万字的经典等极端性的规定。读经活动局限于背诵和技巧层面，没有把读经和立德树人有机结合起来。还有一些培训机构甚至把读经当做教育的全部内容，以偏概全，影响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而一些对经典不甚了解的家长，也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让孩子多读、多背，只是希望因此能在考试中多拿几分，在升学中多一份筹码。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国学经典素养不足的教师和家长合在一起，导致读经目标狭隘、心态功利、方式机械、手段单一，严重割裂了记忆与理解的关系、读经和践行的关系，从而导致儿童对经典不感兴趣甚至产生厌烦情绪，读经教育适得其反。

    “经典作用于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读者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又是在读者现代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读经教育也要本着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原则，努力做到经典思想与时代发展相结合，挖掘经典的当代价值及其在现实生活、民族复兴中的意义。”牛嗣修认为，诵读经典首先要做文字的疏解工作，从语言层面上作出诠释，这同时也有助于经书思想的明确。颜炳罡教授也认为，通义仍然是基础，是为了明理，而明理也会影响通义。从这个角度讲，疏通文字，明白字义，只是读经明理的基础，明理之后还要通体达用，在现实中践行，才能实现经典所蕴含的价值。因此，诠释经典就是给予经典第二次生命。

    直面当今社会：大数据时代经典阅读如何大众化

    传统经典诵读活动并不排斥现代文化尤其是现代科技手段，而是要求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互联网+”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经典教育焕发新的活力。

    “颜炳罡教授等人身体力行推动的经典诵读教育影响了数以万计的人，但如何让经典从数以万计的受众扩大到数以亿计的国民，曾经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经典进入民众生活、深入民众心灵的希望。”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代波说。

    在民众中普及传统文化经典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让民众自行阅读，这对于缺乏基本古文字素养的大多数民众而言，晦涩难懂的古文会让他们望而却步；二是通过学者深入学校、社区、乡村去做普及性的传播和讲解工作，但由于传播者的数量有限和接受者的聚集困难而难以普及化、日常化。

    陈代波表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移动式学习、碎片化学习、微课程个性化学习、量化自我学习等基于移动设备的新型学习模式正在不断普及。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倘若能够利用手机这一平台，逐步推进学习的移动化、碎片化、个性化和自我量化，无疑会大大推进传统文化经典的大众化进程。

    陈代波认为，传统文化经典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开展移动式学习阅读活动，就意味着学习者行、住、坐、卧都能够随时随地开展经典学习，无疑会大大推进传统文化经典的大众化进程。传统文化经典的碎片化学习将会是一种从化整为零，逐步过渡到集零为整的学习过程，即通过专业学者把原有的整篇整部经典著作拆解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板块，再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配上简单明了的品读或者讲解，并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等工具每日推送，以期实现学习者集腋成裘的效果。传统文化经典的微课程学习具有目标明确、内容精练、时间短等特点，这一特点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移动式碎片化学习极为重要，不仅便于阅读，也能够帮助学习者理解原文，并保证原著尽可能少地被误读和曲解。此外，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者之间差异很大，利用现代大数据技术，挖掘不同人群乃至不同学习者的兴趣爱好、知识基础、时间条件等等，在学习者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板块的基础上，设计和推荐不同的量化学习系统，引导学习者把零碎的学习逐步积累和转变为系统的知识，从学有所乐、学有所得逐渐发展为学有所成。

    “当然，在为普通大众创造传统文化经典的大数据学习系统之前，我们可能需要先做传统文化经典的微课化、通俗化、故事化、视频化等繁重的基础工作。因此，传统文化经典的大众化之路依然很长。”陈代波说。（本报记者 魏海政）